我上课时经常给学生讲一句话 ：“创新有两个重要因素，一是兴趣，二是有需求，正所谓兴趣驱动，需求牵引。”但我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丧失了兴趣这一创新的源泉。对比中美教育，我发现两条路径恰恰相反。中国孩子从幼儿园就有压力，要上各种兴趣班，到了小学中学压力更大，一读大学就彻底释放，完全没有学习的动力 ；美国恰好相反，小学主要是在玩，中学是有兴趣地学，高中才开始有压力地学，大学是既有压力又有责任地学。结果是，与美国学生相比，我国学生高中之前基础很好，到本科生、研究生就有很大差别，缺乏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。我认为，对孩子从小就开始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无益于创新，也无益于兴趣的培养。
　　十八大报告中专门强调了人才工作，并提出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”，这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密不可分。为什么中国一直在讨论“钱学森之问”？在张学记看来，那是我们对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的评价机制出了问题。
　　除了教育制度，我们还要改变人才评价的机制和标准，改变科研项目评价体系。现在我发现很多研究生都不敢去创新，因为博士生毕业有在核心期刊发 3篇论文的硬指标，而实际上做一个真正的创新性的研究需要 5 年时间。如果真去做原始创新，恐怕都毕不了业。对老师的评价亦是如此，新老师过一两年就要考核，达不到要求就不会被续聘，因此很多人只有做一些边边角角的修补或跟踪性研究。创新是不可预知的，这些评价指标束缚了高校学生和教研人员的冒险精神。
　　美国研究生毕业不是看发几篇论文，而是学位评价委员会看你的研究是否达到要求，评价研究的深度、创新程度、系统性，而不是够一个数量。中国很多单位，一谈到创新成果，就总是习惯性地说我们发了多少 SCI 论文，影响因子达到多少，但美国科技界就不会拿 SCI 论文说事。
　　“评价创新成果，需要量化指标，但并非唯一指标，关键还是要考察是否真正做了创新的东西。”张学记担任很多学术期刊编委，据他了解，很多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成果不是发在影响因子很高的期刊上，而是发在专业期刊上。“知识创新具有系统性、持续性和长期性。目前我们的考核体制导致我们原创成果不多，因此应该改革评价体系，延长评价周期。” 
　　科技创新与诚信、信用制度甚至法律紧密相连。创新需要冒险，失败可能性很大，现有体制让我们难于冒险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用诚信和信用担保，并通过体制和法律约束来支撑和保障。我国企业研发人员与高校科研人员合作存在障碍，有一个原因就是互相缺乏信任。高校给企业科研成果，怕什么也得不到 ；企业对教授也不放心，担心所做的研究转化不了。
　　这就需要信用制度和法律的规约，同时，我国也要建立真正的风险投资，实现利益共享，风险共担。
　　对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“更加注重协同创新”，长期从事基础应用研究和产业研究的张学记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：在美国很多中小企业将 10%-20% 的销售收入用于研发，还能申请很多专利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。我国企业除了研发投入不足，最重要的一点是缺乏人才，最好的研究人才往往愿意去高校和研究院所，因为没有有效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。创新包括原始创新、基础应用研究、产业化、商业化等多个环节，要让成果转化必须要有专业的转化平台和孵化器，更需要又懂科技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。协同创新不是叠加，而是相乘。
　　要想成为一流的大学，一流的企业，一流的国家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人才。一流的设备可以买，一流的大楼可以造，但离开一流人才去使用和管理，就都是空谈。”张学记认为，国家越来越重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，通过实施“千人计划”等人才计划，吸引了很多国外优秀人才回国创新创业。■

资料：张学记 十八大代表中唯一的“千人计划”科学家，北京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研究中心主任